第36章 也说美不可译(3/3)

，擅枪的用枪；同时又要补己之短，广取博采，功夫来路不拘一格。

语言不光是形式，也是容。用“女”、“女人”、“妇女”、“娘们”虽表达同一个woman的容，但语很不一样，也寓了很多意义，也是很容的。旧的语言研究重在语法，忽视语，这是理主义给语言学留的烙印。如果说语法是理的产和现，那么也许可以说，语（气、神韵、声律、节奏、字形、上文构成的语势等等）则充盈着非理或弱理的觉辐。如果说语法更多地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有关，那么语便更多地与作者的品格有关，常常表现为某可而不可知的言外之意，某字里行间无迹可求的氛围。古人提“文思”之外的“文气”。“气”是什么？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；“如行云，初无定质，但常行于所当行，常止于不可不止。”（苏东坡语）诗人那说不清的创造过程，不正是“文气”使然，不正是某的涌动和对语言的渗透和冶制吗？

现在已经有了翻译机。但至今的实验证明，翻译机“可以译文字，不可以译文化”（国翻译理论家赖达语）；可以译语法，不可以译语；可以译文思，不可译文气；可以译作者的思想品格，不可以译作者的品格——终究不能给文学界帮上多少忙。

、直觉、潜意识，也是人生一大容，更是文艺的主要职能所系。遗憾的是，我们至今对它们仍无密把握，于是对语言形式的研究也基本上局限于语法。语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仍只有一些只鳞片爪的揣度。可以苛刻地说，语言学家都只是半个语言学家。倒不是他们无能，本是无可奈何的事。

当然，语法和语在语言那里是互相渗透的，不可截然二分。这些都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，我们暂时不往里纠缠。我们只是需要知翻译的局限，尤其是拿一些文来译，免不了都要七折八扣、短斤少两、伤动骨、削足适履一番。翻译过程中最大的信息损耗在于语言，尤在于语，在于语言风格。鲁迅先生的杂文翻译去，有时就无异于普通的批判文章，汉语特有的某些幽默、辛辣、蓄都大大失血。杨宪益夫妇合译的《红楼梦》是不错的，然而国一个英语系学生可以读懂英译本《红楼梦》，却不一定能读通中文版《红楼梦》，可见英译本还是把原作大大简化了。闻一多先生说：“浑然天成的名句，它的好太玄妙了，太微了，是经不起翻译的。你要翻译它，只有把它毁了完事”；“是碰不得的，一粘手它就毁了”。林语堂先生说：“作者之思想与作者之文字在最好作品中若有天然之合，故一离其固有文字则不啻失其神躯壳，此一之文字遂岌岌不能自存，凡艺术文大都如此。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甚至早就宣布“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译的”，翻译不过是一创造，notreprodu,butprodu（不是再造品，而是创造品）。一切对语言特别力的作家，努力往作品中浸染更多本土文化彩和注更多审个的作家，总是面临着“不可译”的鬼门关。碰不上好的译家，他们就只能认命。

据此也可知，一切外来文学译作的语言风格，很可能不过是译者的风格，读者不必过分信赖。据此还可知，图谋把自己的译作拿去与洋人的原作一决雌雄，拿个什么世界金奖，以为那就是“中国文学走向世界”，其实无异于接受不平等竞技条约，先遭几暗算再上角斗场。

我们对这事无须太心。中国文学走向世界，要义恐怕还在于怀世界，捧一泓心血与人类最优秀的心灵默默对话，而不在于文学的绩效是赤字还是黑字。当然，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，我们不妨以平常心对待翻译，不妨把文学事业看作一项有缺失却十分有益的工作。文学中的人、节、结构等等，大上是可译的。捷克作家昆德拉还想一个办法。他说捷文词语模棱灵活，比较适于文学描写，但也比较容易误译。因此他写作时尽量选用那些准确明晰的字，为译家提供方便。他认为文学应该是全人类的文学，只能为本民族所了解的文学，说到底也对不起同胞，它只能使同胞的光狭隘。昆德拉是个亡作家，远离母土遥遥，他很清楚他是个为翻译而写作的作家，他的话当然不无理据。但上纲上线到“全人类文学”云云，则显得有些夸大其词。人类并不象，不是欧那些金发碧者的专用别称。比方说：十亿中国人不也是“人”的大大一“类”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