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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生腔”在中国形成有各原因。“五四”以来,白话文运动兴起,给小说创作开辟了广阔天地。但现代小说语言的发展经历了曲折艰难。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,由于大量舶来外国思和外国文艺,外国语言也极大影响了中国文学,一方面促了白话文的成熟,打击了文言文;另一方面又造成某“洋”风弥漫于文坛,以至当时好些文学家不熟悉人民的语言。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,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,乡土文学掀起浪,作家向群众学习语言,运用方言俗语几成时尚。以周立波、赵树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活跃文坛,有乡土彩的文字,对外来语的消极分给予了一定的抑制。但是,由于方言俗语本还需要整理和改造,由于对古代语、外来语和方言俗语的收和消化远非一日之功,因此形成一发达的民族现代语言,还有一个漫过程。要求这语言由文学界教育界,其过程就更漫了。
*最初发表于1983年《北方文学》杂志,后收随笔集《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》。
再一步说,小说语言与散文和诗歌的语言相比,更接近大众语。前人很多“话本”、“章回小说”,一直现着文、言一家的特。当然,现代的很多小说已与“话本”的意义相去甚远,更依赖于阅读而不宜于讲述,但从大来看,语是大众的语言,集中了大众的智慧,往往有极大创造,总是能给书面语提供源源不断的营养。鲁迅与赵树理都曾纳大量俗词俚语于笔。艾芜对大众语也有过研究,说这语言的特是:词丰富,谚语极多,形象,蓄炼。而贯串其中的基本特,是民众“最使用形象化的句”,比如把阿谀有钱人说成“抱大脚杆”,把不识字说成“灯笼大的字认不得一挑”,如此等等,让人一听就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
,使笔人都成了穿中国服装的半个洋人,满嘴都是“西崽”(鲁迅语)语言:“晚安”、“表遗憾”、“你忠实的朋友”、“亲的公民”……如果这是为了表现某些特定生活领域和特定人,可另当别论,但把这些话加在普通老百姓的上,一律以洋为趣,以洋为,岂不让人起疙瘩?这样的创作有多少生活据?又比如“古腔”:有些作者好古奥,求典雅,企图从中国古典文学语言中寻找路,不失为丰富语言之一法。但这学习和开发,决不是机械的搬演,而是所谓英咀华,得其神似,去取,化旧成新,摸索一化古人语言同时接近现代语的文学语言。王力指:近一二十年来,有白话文后退而文言文复活的迹象,不少青年作者为古而古,笔现一些缺乏生命力的古代语汇,冷僻生涩,诘屈费解。早在四十多年前,鲁迅先生也说过:“假如有一位细的读者,请了我去,给我一支铅笔和一张纸,说,‘您老的文章里,说过这山是崚嶒的,那山是巉岩的,那究竟是一副什么样呀?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,就勾一廓给我看看罢。请、请、请……’这时我就会腋汗,恨无地可钻。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‘崚嶒’和‘巉岩’究竟是什么样,这形容词,是从旧书上抄来的……”他又说:“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,从活人的嘴上,采取有生命的词汇,搬到纸上来;也就是学学孩,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。”
当然,大众语并非天然合理。元朝戏曲中的“直的(忍心)”,“净办(安静)”,“倒大来(十分)”等等,就意思混而费解,看不有什么保留价值。当前有些小说中的“搞”字句,如“搞工作”、“搞棉”、“搞对象”等,也显得过于糙,只能扰读者的思绪,中断读者的受,无益于文学。因此,向大众语学习并不是尾主义和照搬主义,如果不能去取和厚积薄发,“学生腔”即便上了破草帽,穿上了烂衩,折腾得自己灰土脸,还是可能一气未脱,一开就酸得让人为难。
小说语言是一形象化程度很的语言,必须生动鲜明地再现社会生活。鲁迅修改《阿q正传》时,阿q手里相对象的“钱”,就变成了相对化的“银的和铜的”。沈从文写《边城》时,连一些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,总把它们化为相对的声、光、来表现。如用龙舟竞渡的蓬蓬声,来暗示端午的到来;用山鸟的变化,来标志四季的更换。老托尔斯泰修改《复活》十几遍,对女主人公的描画一次次予以自我否定,直到“鲜明生动”了才罢休。于是,玛丝洛娃“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巾里来”,“一只睛略为带斜睨的神”,“脸上现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特别的颜,使人们联想到地窖里铃薯的芽。”这富有独创的比喻和白描,使她立刻区别于文学画廊里其他女肖像。
1980年7月
我们应当提倡语言风格的多样化,鼓励和容许作者们各自带上异异彩。但这与嗜“古”崇“洋”有明显区别。一“洋”二“古”,是中国半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语言上残留的影响,也是“学生腔”发展去的两大陷阱,值得我们警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