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章 从循实求名开始(2/4)

僚集权漫历史，有文明国家制的早熟迹象，与欧洲的况大有区别。漠视这区别，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，而等同于集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，用一个大得没边的“封建主义”帽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，打发宗族、帮会、教门、官僚等各权力形态，也显得过于糙。显然，“封建”一词在多数况大而不当；谈“封建”更不一定意味着到颁发“封建主义”。一旦竖起主义大旗，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，越辩越累，越辩越怒目相向，直到离真理更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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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多年前提“不争论”，也一定是有于“姓社”与“姓资”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，是妨碍大局的源。这闭嘴令，算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，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。

“主义”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，越了正常的边界。

两个主义已经够折腾人了。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东土，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，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，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，从达达主义到天主义……这些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，诚然闹，诚然让人开，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，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，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。更重要的是，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，“主义”式的一刀切、一、一条路走到黑，其本有多少智慧可言？一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，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实践智慧，如何能装一两个单标签里去？边的事实是，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“市场主义”的狂，教育、医疗、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弯路？如果国人要资本但少一“资本主义”的偏执，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资本失去节制，一栽二〇〇八年的金风暴吧？

主义之争，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。据恩格斯说，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“克思主义者”，见诸中文版《恩全集》第三十五卷385页，第二十一卷541页附录，第三十七卷432页，第三十七卷446页，第二十二卷81页——看来克思早已嗅了主义的危险，不满思想的标签化。

近百年来，一批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英确有革新之功，但谭嗣同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，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，差一闹到了“凡中必反”与“凡旧必弃”的激程度。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，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面的问题。

思想与文字的一两面

与这语言相区别，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某词义原化和单链化趋向——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，也可表达兼义，但单词大多单义，单词贵在单义，单义词库日益坐大，为人们的线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。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，是一元论的，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、排中律、同一律。基督教倡救赎之，是一神论的，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、指控、裁判以及战争。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纯和逻辑的严密，甚至都有一几何学的味，于理法推演，志在绝对普世，因此不是来自雅典的“格理致知”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“格理致”，两相呼应，一路穷究，都是要打造永恒的、不变的、孤立的神圣天理[1]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真实（true）于

中国人以前不说“主义”和“化”，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。在论及人文话题时，中文少单词，多复词；少单义型单词，多兼义型复词，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“国家”，公私德合之为“德”，因外缘合之为“因缘”，活死理合之为“理”……这一类复词如双芯片，应付两面，布活局，对关联事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理。作为先贤们“格致知”的语言特产，这类词于兼容和整合，于知其一还知其二，连很多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（东西、利害，痛快，褒贬等），几乎都难准确西译。这与中国古人喜“利弊互生”、“福祸相倚”、“因是因非”、“法无定法”一类说法，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。在他们看来，以驭理，谓之“理”；然而可，非常，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，很难孤立地、绝对地、静止地定义求解，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八卦图式的统筹，以中庸、中、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——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。包括一些借日译而产生的译词，也仍然顺从这修辞惯。